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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之初，长江以北各地的厂矿企业大多向西南转移，当时作为后方的衡阳成了众多厂家的首先迁徙地之一。从1938年开始，陆续有数十个厂家迁至衡阳，也带来了衡阳工业的繁荣与发展。

抗战时期衡阳是全国十大生产基地之一

1937年上海沦陷，日本侵略者继续南下进攻长沙，此时衡阳就成为往大西南方向的要塞。1939年5月，湖南省政府内迁耒阳，相应的一些机构也随之迁入，在战略地位上比耒阳更为重要的衡阳，成为湖南抗日战争重要的经济中心与军事要点。

当时，衡阳承担着抗日战争的三大任务：一是战争物资的生产基地。抗战爆发前的衡阳工业落后，纺织品、日用百货、中西药材、五金染料、食品罐头大多依靠上海等沿海工业城市供应。上海沦陷后，战时物资的生产须有新的生产基地来取代。上海的大批工厂迁入内地，衡阳作为国民政府确定的十大生产基地之一。这些迁入衡阳的上海工厂，为衡阳成为军火生产与战争物资生产的大都市奠定了基础，也使衡阳成为全国重要的抗战物资生产基地。

衡阳的第二大任务是运输。衡阳的地理位置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它是湘桂线与粤汉线的枢纽，也是西南公路网中心。同时水路也比较便捷，由湘江入漓江，南下广东到香港，都比较方便。衡阳既是沟通中国东南与大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供应前线军用物资的重要基地，还是沦陷区人民、财产物资向后方转移的必经之地。彼时，向大西南输出除本地土特产桐油、茶油、五倍子、茶叶、猪鬃、皮革、粮食外，有外地的布匹、棉纱、百货、五金等也由衡阳向大西南输送，还有向前线输送枪支弹药、战士服装、药用纱棉、酒精……所以，衡阳又是交通运输大都市，也是转运战略物资的大都市。从1938年开始，全国各地商人云集衡阳，使衡阳很快成为东南亚与大西南后方的货物集散地与转运中心。

第三个任务是，衡阳是抗日的堡垒和埋葬日本侵略者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支援太平洋战争，急于打通从中国大陆到南洋的交通线，于是发动了向中国西南进攻。衡阳首当其冲，衡阳保卫战成为保卫大后方挫败日寇阴谋的战场。47天的衡阳保卫战，衡阳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书写了衡阳抗战名城的辉煌。

1937年8月，淞沪会战后，国内形势十分严峻。在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上海新民机器厂的胡厥文与新中机器厂的支秉渊等人奔波于各厂主之间，组织起沪宁江浙的爱国民族工业家们将工厂内迁。为支持抗战，为了民族的兴亡，数以百计的民办工厂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从上海陆续向大西南与大西北迁徙，其中有十几家迁到了衡阳。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件伟大的壮举。这批内迁工厂对于衡阳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上海迁入的工厂有安置于祁阳的新民机器厂、湘华铁厂湖南机械厂和新中机器厂。在衡阳有周锦水的华成电机厂，叶佑阶的民生铁厂，谈家骏、吴士熏的立达机器厂，陈馥歆的新华搪瓷厂，董之英的热水瓶厂，祝燮臣的机修厂，邵鸿舜的福泰铁工厂，石庆福的固华电器修理厂，并在白沙洲华成电器厂内设立内迁工厂联合会。

无锡邵鸿舜在衡阳兴办的福泰铁工厂是内迁厂家之一，开始时设备十分简陋，只有二十几个人，还是用手工操作，后来胡厥文提供了刨床一台、车床二台，使福泰厂逐渐走上了近代化生产的道路，接着福泰大力购置设备，又增加牛头刨床一台，立式钻床二台，金属切削机共28台，并拥有熟练工人160多人，能够生产各种汽车钢板、铁路建筑工具、电讯材料及工作母机的铸件，承担铁路桥梁工程所需要的各种材料，成为颇具现代化且有一定规模的工厂。日本侵略者临近衡阳之际，他们厂又从衡阳西迁至贵州都匀，挂着衡阳福泰铁工厂的招牌，在那里生产铁路公路的生产工具器材，为当时大西南的公路铁路建设生产了大量的道钉、螺丝、洋镐、撬棍，还包揽了由贵州到湖南沅陵公路桥梁工程所需要的全部加工料件，为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厂又迁回衡阳筹备建立新厂房，成为衡阳最早的近代化工厂之一。

华成电器厂所生产的电动机闻名全国，是当时中国的名牌产品，是各厂矿自己发电的主要机器。由于战乱，经常停电，于是各工厂购买发电机以保证生产。此外，衡阳的工厂还有水口山矿务局、衡阳机械厂、湘华铁厂，与军事相联系的工业有新建的飞机修理厂，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的东阳渡兵工厂，枪炮弹药制造与修理的第九战区第六军机械修理厂，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九经机械厂、粤汉铁路机修厂、湘桂铁路机修厂、战场医用纱布生产的湖南第三纱厂……都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工业企业。

到1942年时，衡阳境内新办和内迁机器业工厂由之前的8家骤增到62家，有资金1763万元(法币)，从业人员3231人，企业规模居全省之首。主要产品有：机床、蒸汽机、煤气机、电动机、发电机、水泵、纺织机、汽车配件、铁路器材及农产品加工机械等。水口山铅锌矿生产的铅、铜可以造子弹，锌是重要的金属，其他金、银、锰、钨更是重要的工业原料。矿中一些副产品都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机械厂、兵工厂制造枪炮、子弹，纺织厂生产战士服装与药用棉纱……

金融汇集衡阳成为全国第三大金融市场

广州沦陷，武汉失守，长沙大火后，衡阳成为西南各省最前线的军事、政治与经济的中心。衡阳金融业迅速发展起来，由战前两家银行迅速发展到29家。当时衡阳境内的银行主要包括：一是国家银行。它们是中央银行衡阳分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中国银行衡阳盐务局办事处，交通银行长沙支行，中国农民银行衡阳分行，中央信托局衡阳分局，邮政储金汇业分局。二是地方银行。这些银行为湖南省银行衡阳分行、湖北省银行衡阳办事处、广东省银行衡阳支行、广西银行衡阳分行、衡阳福建银行、贵州银行衡阳办事处、衡阳浙江地方银行、衡阳江西裕民银行、江西建设银行业银行衡阳办事处等9家。三是商业银行。分别有江西实业银行衡阳办事处、聚兴诚银行衡阳办事处、金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复兴实业银行总行、复兴银行总行黄茶岭郊外办事处、亚西实业银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中国工矿银行、和成银行、康成银号、鸿兴银号等13家。

彼时银行的基本业务是办理存款、汇兑和短期放款。但各家银行分别有各自的业务特点。中央银行主要是代理国库发行国家货币，统管所有银行的票据交换，是所有各级各类银行的总管。中国银行的业务主要为国际汇兑。交通银行为工商业贷款。中国农民银行面向农村，做农业贷款、储蓄和土地金融。中央信托局办理保险。邮政储金汇业局既储金又保险。各省地方银行，分别代理所在省、市、县金库，发行省级或县级钞票。

此外，还有财政部衡阳银行监理官办公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总处衡阳四联分处，银行业同业公会等三个管理机构。主要为推行银行监理制度研究市场金融情况和研究执行市商会决议等。

1942年国家银行实行专业化，划分了业务范围，但大都仍办理工商业存款、放贷、汇款。地方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业务对象则主要是工商业，采取吸收存款转作贷款收利息，吸收汇款收汇费以获得盈利。工商业的经济周转离不开银行为其服务，是相互依存的。但在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情况下，一般都是存物不存钱。工商业存款，主要是通过账户过渡，保持余额不多。

1942年底，银行存款利率：活期年息六厘，定期年息一分五厘。商业银行较高，活期为一分，定期二分左右。贷款时间严格限制，一般定期很短，多数是一个月，贴现押汇一般在一个月以内。信用的有定期贷款、贴现贷款、活存透支等几种。以货物抵押的有定期质押放款和押汇两种。贷款金额一般每笔为10万元至30万元。放款利率，1940年以前为月息一厘五，以后逐步调高为月息二厘七。

后由于战乱，工商业与银行的往来，大多集中在下午三个小时内办理。因此，时间短、业务量大。如湖南省银行通常每天传票有千张左右，最多达两千张，工作十分紧张。这段营业时间，如遇到警报，自备有汽车的，即驶往郊区躲避，没有汽车的，也各自采取了安全措施。如在营业时间内警报解除，银行仍回城继续营业。

抗战时期，衡阳银行业资力雄厚，仅次于重庆、昆明，是全国第三大金融市场。这时的银行业，在吸收游资、稳定物价、支持工农业生产和促进商品流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战时许多内迁和新建工厂都因得到银行贷款而日益兴旺发达。不少工商业者在银行的支持下突破封锁线，从敌后抢运大批物资供应市场。广州沦陷后，利用广东南雄空运钨砂出口之便，从香港运回大批紧缺西药及五金器材，使战时的军需民用，得到了一定缓和，为赢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时期的衡阳金融业充分发挥官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作用，官僚有钱，他们想要进行商业投机，将资金注入商业。如湖南省主席薛岳在省银行建立储运部，下设食盐部、土布购销处、汽车修理所等营利单位。又如军阀何键、刘建绪在私营复兴银行占有股份五分之四。除银行业务外，还设有复兴汽车公司(经销美国福特汽车)、福新贸易公司、福新机械厂、复兴西药房等贸易机构，大做汽车、五金、西药、谷米、五倍子和其他土特产生意，至1943年底积资达500余万元。这些官僚资本通过做生意从中获取厚利，但他们投入资金后，也为衡阳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抗战时的衡阳被誉为“小上海”

在上海丢失、北平失落、南京丧失，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衡阳由抗战初期的后方成为保卫大西南的前线。日本侵略者为打通西南交通线，将衡阳推向抗日战争的前线，衡阳军民承担起保卫大后方、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重地。

当日本侵略者妄图吞并中国之际，爱国的衡阳人民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首先开展锄奸运动。在衡阳人民的正义要求下，社会各界开展了抵制日货，成立了衡阳防止敌货委员会。同时，由工会、邮政局、税务局等七家单位成立敌货检查队。1940年6月，共没收和罚款经营敌货的商店16家。1941年7月，就进行了10次审查敌货活动，审定没收了恒丰泰的日本鱼翅，各百货店的日本商品。这些群众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经济上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在打击日货的基础上，衡阳工商界人士努力生产，积极工作，尽量多生产前线与后方急需的战备与战争物资。到1943年，衡阳境内就有较大型的机械工业厂家30多个，迁入及新建工厂达215家，除电机、机械、纺织、化工、印刷、卷烟等近代化工厂外，还有手工业作坊式工厂近千家，工人15000余人，资本总额1000万元以上，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

内迁工厂带动了衡阳工业的迅速崛起，促进了衡阳人自办工厂。以发电厂为例，抗战初期，衡阳仅有泰记电灯公司。后来，该厂被湖南省建设厅接管，1940年又增加110千瓦煤气发电机组，一发电就是长沙最早的宝善成电灯公司发电量的四倍。但是当时迁入衡阳的工厂实在太多，特别是本地民族工业在衡阳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初具规模的民办厂家达200余家，官办与官商合办的大中型工厂8家，一度出现用电荒。为了解决工厂用电问题，各个工厂出现自办电力运动。据统计，当时有50家民营机械厂的设备调查，有31家属于自办发电设备，还有蒸汽、煤气、柴油发电机组42台，发电能力达1000千瓦时。如上海华成电机厂就有3台发电机组。这一时期，让衡阳电力工业发展处于鼎盛。

工业发展带动了商业繁荣，抗战前衡阳有商店约3500家。据1943年5月统计，境内有商店达6000余家，涉及60多个行业。彼时，衡阳商业经营往往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一时人们用“小上海”来称呼衡阳。

抗战时，衡阳形成一个以衡阳市为中心的产业区，包括衡阳县、衡南县与常宁县、祁阳县、耒阳县的一些集镇在内。内地迁入工厂也有相当部分迁入西渡或衡阳附近的城镇。抗战也促使了衡阳境内的农村纺织业迅速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外地机纺棉纱来源困难，促使境内手纺纱生产日益兴旺，形成一批纺织小镇，如衡阳的渣江、演陂桥、台源寺，耒阳的北乡，祁东的归阳、金桥、洪桥、双桥、黄土铺。全境纺织在抗日战争后期达到顶峰，大约有手纺机25万台，织布机10万台，年产布匹总数在6000万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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